楼下的梧桐落第三场叶时，我终于认出那扇熟悉的卷闸门。斑驳的 “张记早餐” 四个字被新贴的转让启事遮去大半，米白色的 A4 纸在穿堂风里簌簌发抖，像片被虫蛀空的枯叶。
玻璃门上的冰花结了又融，总留着孩子们按上去的指印。从前每天五点半，卷闸门升起的声响会准时钻进我的被窝 —— 那是铁皮摩擦地面的粗粝声，混着煤炉点燃的 “噼啪” 轻响，在黎明前的薄雾里漫成温柔的网。张叔总系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，手背青筋像老树根般盘虬，抓着锅铲的姿势却稳得很，铁锅与铁铲相碰的脆响，是我整个青春期的闹钟。
小学三年级的某个冬日，我攥着皱巴巴的五角钱冲进店里。玻璃窗上的雾气里，张叔正把刚炸好的油条摆进竹筐，油星溅在他的袖口，烫出星星点点的焦痕。“小子要甜豆浆？” 他掀开保温桶的盖子，热气裹着黄豆的醇香漫出来，“今天算叔请你的。” 那天我摔破了膝盖，校服裤沾着暗红的血渍，他蹲下来给我贴创可贴时，围裙下摆扫过我的手背，带着淡淡的油烟味。
初中上学早，天还没亮，总能在店门口看见那盏暖黄照路灯。张婶走得早，张叔一个人守着小店，常常等最后一个学生离开才收摊。我的书包里总躺着个油纸包，里面是两个温热的肉包，褶子捏得像朵含苞的菊花。“明天要中考了吧？” 他往我豆浆里多加半勺糖，“吃完定定神。” 灯光在他鬓角的白发上流动，像落了层细雪。
高中的价目表一直贴在墙上，用透明胶带粘了又粘。豆浆一块，卤蛋一块，肉包两块 —— 这价格从 2008 年挂到 2018 年，像枚被时光凝固的邮票。有次我捏着五块钱要买三个肉包，张叔却多塞了个茶叶蛋：“看你瘦的，多吃点。” 他的指甲缝里总嵌着面粉，笑起来眼角的皱纹会堆成沟壑，里面盛着整个清晨的阳光。
卷闸门突然 “哗啦啦” 升起，打断了我的怔忡。穿牛仔裤的姑娘转过身，胸前挂着的钥匙串叮当作响。她长得很像张叔，尤其是笑起来时嘴角的梨涡，只是那梨涡里盛着的，是化不开的疲惫。“您要买点什么？” 她的声音带着哭过的沙哑，“这店…… 明天就盘出去了。”
玻璃柜里的蒸笼都空了，只有角落里放着个搪瓷缸，里面的茶叶渣积了厚厚一层。“我爸走的前一天，还在算今天要磨多少豆子。” 姑娘用袖口擦了擦眼角，“他总说等你大学毕业，要加个卤蛋庆祝。” 价目表还在墙上，只是 “一块” 后面被人用圆珠笔改了个模糊的 “2”，墨迹晕开像片水渍，又被谁的指腹反复擦过，留下淡淡的灰痕。
我站在原地，看着姑娘把 “转让” 两个字写得更醒目些。风卷着梧桐叶扑在玻璃上，沙沙作响，像无数双看不见的手在叩门。远处的早点摊飘来油条的香气，恍惚间又听见张叔的声音：“小子，豆浆要甜的还是咸的？”
转身时，裤袋里的硬币硌得慌。那是离开家那天，张叔硬塞给我的，说 “路上买瓶水”。如今硬币的边缘已经磨圆，像段被岁月磨平棱角的回忆，在掌心泛着微凉的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