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秋的梧桐叶又开始往下掉，像无数截燃尽的火柴。我坐在车里看巷口那盏路灯，光晕里总晃着个穿米白针织衫的影子，走近了才发现只是风吹动的塑料袋。
初识那年也是这样的秋天。我抱着画板蹲在图书馆后墙，刚调准赭石的明度，就被一阵栀子花香撞得手忙脚乱。颜料盒翻在地上时，我看见双沾着草汁的帆布鞋，往上是米白色针织衫，再往上是双含着星子的眼睛。她递来纸巾的手在发抖，腕间银镯敲出细碎的响，说要赔我新的颜料。我捡起沾着钴蓝的画笔，说这样倒好，省得我调莫奈的睡莲了。
后来我们常在那面墙下碰头。她总背着帆布包，拉链上挂着串木质书签，翻书时会轻轻念聂鲁达的诗。我教她用松节油稀释颜料，她把诗集摊在我画板上，说我的铅笔屑落在纸页间，像撒了把星星。冬夜收工晚，我解开围巾往她颈间绕，她毛线靴踩雪的咯吱声，刚好合上我哼的不成调的曲子。她耳尖冻得发红，说我的围巾有松节油的味道，比她妈妈织的那条更暖和。
那时我们都是彼此的光。她在论文答辩前夜把稿纸撕成雪片，我捡起来拼成星座的模样，用画设计图的尺子压住边角；她撬开画室窗户递进来热牛奶，瓷杯沿印着她口红的浅痕，拉着我在凌晨的街道跳舞，她帆布鞋蹭过地面的声响，比任何鼓点都让人安心。我们以为爱就是互相照亮，却忘了蜡烛靠得太近，会把彼此的灯芯烧得蜷曲。
争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或许是她第一次在我西装口袋发现客户送的胸针，或许是她帆布包里多了陌生男士送的钢笔。起初像初春的雷，我会买束白玫瑰插在她门口的牛奶箱，她会把我落在画室的袖扣擦得发亮；后来变成盛夏的暴雨，她摔门时带飞了我画了一半的肖像，我扯断她挂在门后的丝巾时，指腹还留着她头发的香气。她说我西装上的香水味盖过了松节油，我说她总把别的男生写的诗夹在给我的书里。
最后那次见面，我特意熨了她喜欢的那件深灰西装。把她送的钢笔放在桌上时，笔尖还留着她教我的倾斜角度。“我们像两团烧得太旺的火，” 我摩挲着笔帽上模糊的星图，婚戒在阳光下晃了下，“靠得越近，烧得越凶，最后只会把彼此都烧成灰烬。” 窗外的梧桐叶落进她的茶杯，她伸手去捞的瞬间，腕间银镯撞上杯沿，碎成清脆的哽咽。我起身时西装下摆带倒了画架，她为我画的肖像摔在地上，画布裂口里露出她写的小字：给我的太阳。
如今我还是常走那条街，只是会绕开图书馆的后墙。听说她去了北方，教孩子们读诗。我偶尔在画展画册上看到她的名字，钢笔字里多了些凌厉的撇捺，再也没有当年给我抄诗时，那种带着栀子花香的圆润。
昨夜整理画具，翻出她织的围巾。毛线已经起球，却还能摸到她特意留的长穗子。忽然想起第一次牵她的手，她掌心的温度透过毛线传来，银镯蹭过我手背的痒，像整座星空落在皮肤上。原来最残忍的不是互相熄灭，而是曾经照亮过彼此的光，终究要在时光里渐行渐远，连残影都被风吹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