病房的窗玻璃蒙着层灰，像我此刻的视线。医生的声音还在耳膜里发颤，他说还有七天。监护仪的滴答声突然变得尖利，像在切割我剩下的时间。
第一天我数了天花板上的裂纹，十七道。阳光斜斜地爬进来，在被单上投下菱形的光斑，那是去年和女儿在海边捡的贝壳形状。护士来换输液袋时，我盯着她口罩上方的眼睛，突然想起二十岁那年，在图书馆遇见的男生也有这样干净的眼神。
第二天开始咳血。染红的纸巾团在垃圾桶里蜷成暗红的花。妻子削苹果的手在发抖，果皮连成的线断了三次。我想说别削了，却只发出嗬嗬的气音。她年轻时总笑我吃苹果不削皮，说我活得粗糙。床头柜的抽屉里还锁着她三十岁生日时，我送的劣质项链，吊坠上的水钻早就掉光了。
第三天儿子带着孙女来了。三岁的小家伙举着蜡笔画，说爷爷快看小太阳。我努力抬抬手，却碰倒了水杯。水漫过床头柜，浸湿了那张诊断书。儿子慌忙去擦，指缝间漏下的水珠，像他小时候摔破膝盖时掉的泪。
第四天夜里疼得厉害。吗啡也止不住的痛，像有无数根针在骨头里生长。我摸黑摸到手机，翻出存了五年的号码。那是母亲临终前住的养老院电话，按下拨号键的瞬间，才想起她已经走了那么久。窗外的月光很薄，像她最后盖在我身上的纱巾。
第五天整理遗物。相册里有张泛黄的火车票，1998 年从北京到上海，硬座。那是我第一次出差，在火车上啃了三个冷馒头。妻子进来时，我正对着女儿襁褓中的照片发呆。她轻轻抽走相册，说该吃早饭了，粥里放了我爱吃的桂圆。
第六天意识开始模糊。总觉得病房门会被推开，父亲会拎着保温桶走进来，骂我又瘦了。他走的那年我刚升职，没能好好陪他吃顿年夜饭。监护仪的声音越来越远，像沉在水底的钟。妻子趴在床边睡着了，我数她的白发，数到第七根时，又开始咳血。
第七天清晨，护士拉开窗帘。阳光涌进来的刹那，我看见天花板的裂纹里开出了花。妻子的眼泪落在我手背上，烫得像年轻时她递给我的那杯红糖水。我想告诉她抽屉里的项链在哪，想告诉儿子别总熬夜，想告诉孙女小太阳画得真好看。但最后只眨了眨眼，看阳光爬上她鬓角的白发，像多年前那个初遇的午后，她发间别着的那朵栀子花。
喉间涌上腥甜，我努力想记住每张熟悉的脸庞。氧气面罩下的呼吸越来越浅，那些未说完的话，像零散的拼图在脑海里翻飞，拼凑出半生的温暖与遗憾。